钱钟书先生的书我非常爱读。除了小说散文这些比较好读的之外，几年前我还鼓足了勇气去啃《管锥编》，啃了一半，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又去买了一套《钱钟书论学文选》作为辅助材料，总算是勉强读了下来。现在，我更多的是把这部巨著当作工具书来用──引用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评价杜哈德（Du Halde）的书时的话就是“a book to consult and not really to read”──每当我思考或写作时遇到什么文学问题，我总会首先去查阅它，看看钱先生在这一问题上有何高见，而每次总是很有收获。当然，我的迅速的检索应该感谢陆文虎先生编的《谈艺录管锥编索引》。
最近，由于一位同样对“钱学”感兴趣的老师的帮助，我有幸读到了钱先生的博士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全文共分三章，在这之中钱先生将那两百年中英国文学中与中国有关的所有材料几乎一网打尽，绝对不放过片言只语。工夫之细，令人叹为观止。以“Sharawadgi”一词为例，根据钱先生的考察，该词首先是在坦普尔（William Temple）爵士讨论中国园林的著作中被使用的，后来在爱迪生（Addison）、蒲伯（Pope）等人的著作中也一再出现。但是这个古怪的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连最权威的《牛津英语词典》（O．E．D．）也语焉不详。钱先生根据字音和坦普尔本人的论述认为这是“散乱／疏落位置”的音译，并认为坦普尔使用该词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园林讲求留有空间而不讲求规则这一美学特征的体认上，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问题虽小，却见工夫。联想到钱先生后来的《宋诗选注》，我想，他的这种材料工夫是牛津培养的呢还是由于国学的训练？或许，这是中外做学问共同的要求使然吧。另外，钱先生时不时地援引法、德、拉丁文材料来与英文文献做对比，也显示了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贯具有的博学多闻。如他从上文提到的园林的不规则联想到法德文学中的套话“美妙的杂乱”（beau desordre）和“浪漫的混乱”（romantische verwirrung）便是一例。当然更让我叹服的还是钱先生的英文，既典雅又诙谐。例如他对玻西进行评价时说：“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不通中文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被知道的一切，玻西都知道。”（One may confidently assert that anything about China that could be known without knowing the Chinese language，Percy knew．）以前我读过的钱先生的唯一一篇英文文章是他在第一届中美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上的开幕辞，言简意赅而精彩纷呈，如“学者们开会讨论文学问题不同于外交家们开会谈判，订立条约”（the meetings of scholars to discuss literary problems are unlike the meetings of，say，diplomats to negotiate military pacts or commercial treaties）等语早已脍炙人口。但文章实在是太短，不过瘾。这次总算是大饱眼福，虽然由于原件不清楚导致复印件更不清楚而多少影响了阅读速度和快乐。
在读完之后的心满意足中，我产生了一点疑惑。在我读过的钱先生的文章和介绍钱先生的文章中，似乎少有提及这部著作的。是不是因为它是少年之作，有太多需要悔恨的地方呢？或者它只是一个资料长编，没有体现钱先生好学深思的品格呢？钱先生在序言中将这部著作比喻成盖房子的脚手架，把写作过程比喻成受伤复员的军人向人展示自己的伤疤（the display of battle scars of ex－service man fallen on evil days）。但是不管钱先生如何地自嘲，我却认为就是史料的收集也是极有价值的，就像我们无法否认《古小说钩沉》的意义一样。何况钱先生在文中还是得出了很多非常精彩的结论呢。从大的方面讲，他认为英国在十七世纪就对中国表现出热情，在十八世纪这种对中国的好感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还在继续，特别是对中国物品的喜好。但是在文学领域，情况却与实际生活相反，对中国的反感日益加重。钱先生在此也就顺便讨论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认为可分为三类：文学或复制、或逃避、或批评生活。由此他得出结论：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在中国的题材上是属于第三类的。从小的方面说，他在分析笛福（Defoe）的反华倾向时指出，原因之一在于笛福作为一个“不信奉英国国教者”（Dissenter），肯定不愿意相信天主教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赞美，故反其道而行之。这些大大小小的结论由于都是建立在丰富的材料基础上，让人特别信服。
文章写到这里，我有些害怕，因为我知道钱先生的脾气。他对于到处钩沉他以前作品的好事者是十分反感的。但是我这样做也并不完全是出于“考古”癖。因为我也在做博士论文，内容涉及十九、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的中国，想参考钱先生的做法。现在看来在材料上我是无法望钱先生项背的，我只能在理论分析上多下点工夫了。
（附注：钱钟书的论文已列入北外海外汉学中心出版计划，即将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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